1968年的春天，十七岁的知青沈敬春坐着绿皮火车到了甘肃，换乘大卡车之后，又背着行李徒步走了四十多里山路，终于抵达了甘肃西南部的一个偏远村庄插队。

落户的第一天，他就目睹了村里的“打人事件”。

一个看起来比他还要小的少年，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狼，正和几个壮年汉子扭打在一起。

拳头砸在肉上，看得他心惊肉跳，少年的嘴角破了，血混着黄土糊了半张脸，但他依然不肯认输。

老支书一把拽住沈敬春的胳膊，压着嗓子说：“离他远点！他是村里有名的灾星，克父克母克姐姐，现在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成天游手好闲，就知道打架！”

沈敬春记住了这话，每次看见那个身影都绕道走。可他自己的日子还是不好过，父亲是民族资本家，他属于“黑五类”子女，被其他知青揶揄、排挤，干最苦的活、睡最硬的铺位。

秋收最忙的那几天，沈敬春发着高烧晕倒在了麦田里。醒来时，夕阳把麦浪染成了金色，那个灾星少年正弓着腰，一声不吭地帮自己割剩下的麦子，汗水沿着他结实的脊背往下淌。

沈敬春挣扎着坐起来，喉咙干得发不出声。少年听到动静，回头瞥了他一眼，停下手上的动作，从口袋里掏出一板退烧片，扔了过去。

“醒了就赶紧吃，明天你还得干活。”

那天沈敬春忘了对他说谢谢，也忘了问那少年的名字，只是突然觉得，他没有老支书说得那么不堪。

沈敬春喜欢看书，尤其是禁书，所以经常躲在麦秸垛里偷偷读，这事被几个知青发现，要告发他，推搡着要抢沈敬春的书，眼看着就要被撕烂，那个少年及时雨般冲了过来，拳头又狠又准。

人群散去后，沈敬春看着他，轻声问：“我该怎么谢你？”

少年盯着他怀里那本《普希金诗选》，黝黑的脸上第一次露出腼腆的神情。他声音沙哑又真诚地说：

“教我写诗。”

沈敬春错愕，他没想到少年会如此回答，但还是笑意盈盈地说了个“好”字。

后来，他才知道少年的名字叫梁仲夏。

从此，田垄边、煤油灯下，一个教认字念诗，一个教生存的本事。

风雅与粗犷彼此浸润，一种超越身份与性别的悸动，在这禁。忌的年代里，不可抑制地野蛮生长。

随着阅读的深入，秦效羽的表情渐渐凝重，同时也被梁仲夏这个复杂的角色吸引。

原来，他的父亲本是村里少有的识字之人，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因在旧军阀队伍里当过两个月文书被揪出接受批。斗，后来郁郁寡欢而死；母亲成了寡。妇，被村里人传“搞破鞋”，因不堪流言蜚语，她用裤带把自己吊死在牛棚；姐姐为了养活自己和年幼弟弟，受了村长的蒙骗被强占，在给弟弟留了五个馒头之后，当天晚上就投了河。

读到72岁的梁仲夏踩着积雪，蹒跚地走到22岁的沈敬春墓前，放下一本自己手写的诗集时，秦效羽的眼眶红了。

江赫宁靠在他肩头，喃喃说道：“梁仲夏这一生，好像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思念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