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又往床榻内侧挪了挪身体，贴到冰冷的墙壁，尽力给他腾出更多舒展的空间，又将大部分被子盖到他身上。

这一夜，官舍外冬雪落寂，寒风偶尔呼啸而过。室内，一灯如豆，两人挤在并不宽敞的床榻上，呼吸相闻。

李昶睁着眼，听着身旁人安稳的呼吸声，感受着近在咫尺的体温，心中百感交集，许久许久，才终于抵不住疲惫，沉沉睡去。

第46章 夺证

接下来的几日，沈照野以需静养为由，半逼半就地将李昶拘在了镇北侯府里。李昶起初还担忧久不露面会引来父皇责问，甚至被有心人扣上怠惰或畏难的帽子。

沈照野却直接拿了他的雁王令牌，代他往来于礼部、刑部及京兆府之间，继续处理漕运案的后续事宜，对外只称雁王殿下因前番遇刺受惊，加之连日操劳，需静养数日，一应事务暂由他代为沟通协调。

事实上，经过前期的密集调查、流民的口供、以及从各方汇集来的文书档案，漕运案的整体轮廓已然清晰。

涉案官员上至漕运总督潘硕、下至沿途关键关卡的吏目头领；涉及的衙门囊括了漕运总督衙门、相关州县粮仓、税卡乃至部分地方卫所；贪墨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虚报漕粮损耗、暗中倒卖官粮贡品、巧立名目勒索漕丁商船、与地方豪强勾结压价收购补仓粮食。

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初步核算出的贪墨数额已巨大，虽不足以动摇国本，但也令人乍舌。

基于这些证据，哪些官员该革职查办，哪些该流放千里，哪些罪大恶极足以判斩立决，在李昶以及刑部、大理寺几位核心官员的小范围磋商中，已有了初步的定论。如今只待李昶将最终核查无误的案卷整理成条理清晰的奏折，呈报御前，由皇帝朱笔钦定，便可尘埃落定。

然而，看似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有两处关键的疑点悬而未决，令人无法安心。

其一，便是沈照野在半路救下的那批扬州宝应流民。他们的供词与其他流民所述苦难并无二致，但他们声称是受了宝应县令王知远的暗中指引甚至提供了少量盘缠，才鼓起勇气上京告御状。

表面询问记录与其他流民卷宗放在一起，似乎只是又多了一处受害地的证言。但深究下去，疑点颇多：王知远身为晋王门人，为何要主动将治下的丑事捅出去？他接触流民的具体方式、说了什么、提供了何种程度的帮助？其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何这批被指引的流民，反而遭到了从江南一路到京畿的持续追杀？

派往宝应县深入查探王知远及其人际关系的心腹，尚未带回确切的消息，这一切都笼罩在迷雾之中。

其二，则是李昶从淮安流民手中得到的那一小块昂贵布料。那锦缎质地确实精良，暗纹也颇为独特，像是江南顶级织坊的工艺。但这类贡品或准贡品级别的锦缎，在达官贵人云集、奢靡之风盛行的永墉城，流通范围虽窄，却也并非绝无仅有。

追查起来，需要排查近些年宫中赏赐记录、江南织造局的出货清单、以及各大知名绸缎庄的客户名录，工作量巨大，犹如大海捞针，目前也尚无明确指向，无法将这块布料与某个特定的人物或府邸直接联系起来。

沈照野将这些情况都毫无保留地告知了李昶。他明白李昶的心思重，与其让他胡思乱想，不如将实际情况摊开来说。

事情到了这一步，急是急不来的，很多线索的调查需要时间，只能耐心等待各方人员的回报。

于是，李昶便也安下心来，待在侯府养伤。除了每日定时喝药、用膳、在院中稍稍散步外，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奏折的撰写中。

这并非一份简单的弹劾奏章或案情汇报，写起来费心费力，要写清楚其产生的根源、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种种贪墨手段及其危害，特别是流离失所的百姓所承受的苦难。此外，还需提出后续的整顿方案，如何改革漕运制度以防微杜渐，如何惩处涉案人员以儆效尤，又如何补偿安抚受灾地区的百姓云云。

下笔之时，需字斟句酌，既要将事实呈于御前，又要考虑朝局的承受能力，把握分寸。每一桩罪行的表述，每一个人员的处置建议，乃至每一笔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