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

“是因为吏治么？”

青苗法坏于贪官污吏，这几乎已经成了反思新法的定论；都认为王荆公是操之过急，用人不明，以至于局面败坏，不可收拾。但苏莫茫然眨眼，思索片刻，却摇了摇头：

“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敢问一句，青苗法一年的利息，大概是多少呢？”

“每年四到五成左右。”

说到此处，小王学士不由迟疑；实际上，青苗法利息正是新党与旧党争论的关键焦点之一。旧党指责新党把利息定得太高纯粹是盘剥百姓，新党则反驳说民间借贷利息在百分百以上，青苗法收四成绝对能算是善政——双方争执往来不下，外加政斗情仇彼此纠葛，才把局势搞得错综复杂、完全不可控制。

不过，若以王荆公本心而言，其实私下里未必不赞成旧党“利息太高的指责。他晚年曾经告诉王棣，说青苗钱利息收到四五成，多半是处于神宗皇帝为了敛财下的指标；而在他原本的规划中，一旦西夏平定边境无事，国家就该削减开支，降低青苗钱的利息，最大限度的避免“盘剥百姓”的质疑——这也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当初的蔡京，愿意给此人提拔机会的缘故；说白了，无论新党旧党，在利息上的见解其实都是一致的，他们本心上都以为，收取利息本质就是盘剥农民，所以都希望这个利息越低越好，最好借钱根本没有利息。这才是“先王之治”。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你才能意识到沈梦溪的非凡之处。至少人家可以摆脱这种纯粹出于朴素道德的直觉，敏锐指出利息也不能过低；可问题是——

“你觉得这个利息不合适么？”

“当然不合适。”

“那么多少才合适？”

“多少都不合适。”苏莫道：“或者说，青苗法的疏失，正在于此。”

面对满脸迷惑的小王学士，他叹了一口气：

“梦溪先生的话，你应该也听到了。官府借钱的利息不能太高，太高就成了高利贷；官府借钱的利息也不能太低，太低就会被拿去兼并土地。官府的利息必须适当——可是，什么才叫适当呢？淮南路的田租是每年两成，所以官府借钱的利息应该知道少高于两成；可其他州府呢？淮南路地狭人稠，田租本来就要高上许多；如果换到西北，局势可能又是一变；而京东路、京西路多有权贵，他们出租田地的规矩，又与别处大有不同，到底什么样的利息，才能适合于所有呢？”

“——说白了，各处的市场情况完全不一样，哪里能制定一个统一的利息呢？”

利息是市场经济里的资金流动，而正如伟大学者殷殷教诲的那样，市场经济成立的前提，当然是你必须有一个市场；喔不要哈哈大笑以为这是一句什么废话文学，实际上，对于一个封建王朝而言，这个要求已经近乎于拔泰山而超北海，各种意义上都属于痴心妄想了。

什么是市场？即使抛开所有经济学派的高要求，那至少也应该达到一个基础标准——只要你有钱，你就应该能买到绝大部分的东西；市场无形的大手调来调去，无非是涨价降价赔钱赚钱，从来没有说过你挥舞着钞票都没人要的；货币能够调动一切，这才是市场经济。

可是，在现在的带宋，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