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实干之臣，国之栋梁，皇帝不吝篇幅，亲撰褒奖之词，将其功绩昭告天下，树为百官楷模。

皇帝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何等样的人，才是他真正需要，真正倚重的臣子。

那一期的报纸，如三月春风，拂过大江南北。

无数官员，尤其是那些自诩的能臣干吏，无不为之精神大振，奔走相告。

或许有人以为，在经历了初登大宝时的酷烈清洗之后，皇帝终于变得温和，变得成熟，懂得平衡之术，懂得赏识功臣了。

长大了？

成熟了？

是啊，朱由检在这两年中，确实是更成熟了。

所以他比任何时候都明白，仅仅有榜样，是远远不够的。

榜样的力量，在于引导。

但对于那些从根子上就已经烂透了的人而言，任何形式的引导，都不过是对牛弹琴。

他们不需要引导，他们需要的，是恐惧！

是那种能深入骨髓，让他们在每一次伸手攫取不义之财时，在每一次结党营私蠹害国事时，在每一次满口圣贤空谈误国时，都会猛然惊觉，在千里之外的紫禁城深处，有一双冰冷的眼睛正冷冷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所以，朱由检要用曹文衡尚有馀温的鲜血，来给洪承畴那光芒万丈的功绩，做一个鲜明残忍也最有效的注脚！

念及此，他不再犹豫。

朱由检霍然提起那支饱蘸着浓墨的紫毫大笔，笔尖的墨汁浓稠欲滴，他却浑然不顾，便在那巨大的云龙纹宣纸之上，以奔放恣意力透纸背的气势，写下了标题——

《何为「清流」，何为「清议」？——朕与天下臣工论》

一个问句。

一个由九五之尊，向天下所有自诩清流的读书人，所有身居高位的封疆大吏，发出的雷霆之问！

随即，他手腕翻飞，笔走龙蛇——

夫清流者，非口舌之利，乃江山之基；清议者，非朋党之声，乃社稷之谟。然朕观今日之朝野，多有饱食终日丶高谈阔论之辈，以虚名相尚，以空言相夸。

其坐而论道，则头头是道；及起而行之，则茫然无措！

此辈窃居高位，耗我国帑，误我民生，犹自诩为清流，以攻讦实干之臣为能事，此非国之大蠹而何？

朕尝三问于天下臣工：何以任事？何以成事？何以竟事？

此三问，便是朕今日所论之核心，亦是朕甄别清浊丶衡量功罪之准绳。

其一，任事之本，在于务实。何为务实？实事求是而已。

事非躬行，不知其难；言不入里，则为空谈。

庙堂之策，非源于经史之浩瀚，而生于田垄之阡陌，市井之喧嚣，工坊之劳作。

欲知山中事，须问砍柴人；欲知稼穑苦，当问垄上夫！

尔等食朝廷之俸，当思百姓之艰。朕所要者，非锦绣文章，而是详实之数丶可用之策。

故朕诏告天下，自今日始，凡有政事，必先察实情，凡有献策，必先据实地。

无调研，则无发言之权；无实据，则为欺君之罪。

昔日空谈误国，今日朕躬要之，实干兴邦！功之善恶，非由言辩，而由实证。此为任事第一要义。

其二，成事之要，在于利民。

何为利民？以国为家，以民为本而已。尔等之官职，非汝等私产，乃朕与万民所托。所行之事，其评判之准绳，唯有一条：是否于社稷有利，是否于百姓有福。此心，即天心；此利，即大利。

今我大明，北有建虏叩关，南有流寇肆虐，天灾频仍，民生多艰。收复辽东，赈济灾黎，发展工商，充实府库，此四者，乃朕与天下臣工之奋斗鹄的！凡为此四事者，纵有瑕疵，朕亦宽宥；凡碍此四事者，纵有清名，朕必严惩！

为政者，当有远猷，不争一时之短长，而谋万世之基业。或有政令，今日行之，百姓或有微词；然若长远观之，可使一方久安，可令国脉绵长，此即为好事。为官者，须有利国利民之大公，亦须有「功成不必在我」之胸襟。此为成事第二要义。

其三，竟事之法，在于笃行。

何为笃行？持之以恒，善作善成而已。良策美意，若无雷霆之行，不过纸上画饼。为政者，当有锲而不舍之志，如匠人穿木，一钉一卯，一锤一击，务求其深，务求其固。朝纲既立，为之经；百司因地，为之纬。经纬交织，方成锦绣。朕之大计，一定不移；尔等之策，亦当久久为功，不可因人而废，因时而易。

推广高产之农物，兴办格物之新学，此等事，看似微末，实关国本，非一朝一夕之功，正需此之精神。

朕于中枢，总揽全局，是为擘画；尔等于地方，因势利导，是为探路。朝廷之策，与地方之行，相辅相成。

综而言之，务实乃任事之基石，利民乃成事之圭臬，笃行乃竟事之保障。三者一体，缺一不可。离了务实，则为缘木求鱼；离了利民，则为暴政虐民；离了笃行，则为一事无成。

自今日起，朕与天下臣工以此三者共勉。凡能务实丶利民丶笃行者，朕不吝爵赏，破格拔擢！凡好空谈丶害民丶惰政者，如曹文衡之流，朕亦不吝斧钺，严惩不贷！

何为清流？能兴邦者，方为清流！何为清议？有利民者，方为清议！

钦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