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7章 耻辱！

尽管首相格莱斯顿和内政大臣哈考特用尽了政治辞令，把责任像灰尘一样掸向各个角落，唯独不落在自己肩上——

但《费加罗报》的专访和《波西米亚丑闻》将不在英国连载的消息，仍然像一块烧红的铁烙在了皮肤上，烫得英国人原地齐飞。

过去一周，英国报纸还在争论「该不该拒绝索雷尔入境」——

有些说该，主要是自由派报纸；有些说不该，主要是保守派报纸。

但无论如何，这些讨论至少还在「该不该」的范畴里打转。

现在《费加罗报》和莱昂纳尔把问题换了个问法：「英国还配不配自称自由国家？」

这就不一样了！

《费加罗报》不是俄罗斯的《公报》，不是柏林那些奉命行事的官报。

它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读者则囊括了全欧洲的精英，甚至在美国都有大量的订阅者。

这些精英人人读过伏尔泰，知道洛克，熟悉英国自己吹嘘的那套「自由传统」。

现在他们看到《费加罗报》在问：英国佬，你们的那套传统还在吗？

这个问题，现在的英国人自己也不敢肯定地回答。

《曼彻斯特卫报》编辑部，主编斯科特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两份报纸。

左边是《费加罗报》，右边是《泰晤士报》。

他先看《费加罗报》的专访，看了两遍，然后看《泰晤士报》今天的社论。

社论标题是《海关执法的必要边界》，写得四平八稳。

大概意思是说政府有权基于公共秩序考量拒绝任何人入境，这是现代国家的普遍做法，法国自己也会这麽做云云。

斯科特放下报纸，对助理编辑说：「《泰晤士报》在避重就轻！」

助理编辑点点头：「他们不敢碰最关键的那个问题。」

斯科特站起来，走到窗边。曼彻斯特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今天也不例外。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英国像一座老房子，家具很漂亮，但有些房间太久没打开了，于是就连主人自己都不记得里面有什麽。」

斯科特转回身：「我要写一篇社论，标题就叫《被关闭的房间》。」

助理编辑好奇地问：「那内容呢？」

斯科特叹了口气：「我不想说英国该不该拒绝索雷尔，我只说政府该不该给出适当的理由。

一个拒绝解释的自由政府，和一个拒绝解释的独裁政权，区别在哪里？」

助理编辑犹豫了一下：「这麽写会不会太尖锐？」

斯科特笑了：「尖锐？法国人都把刀架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担心尖锐？」

第二天，《曼彻斯特卫报》的社论出来了。

文章没提索雷尔的名字，只说「最近一位外国作家被拒入境」的事，但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谁。

文章写得克制，但问题问得刁钻：

【如果一个决定无需解释，那麽谁能保证这个决定是公正的？

如果连解释的义务都没有，那麽权力和专断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常说俄国是专制国家，因为沙皇的警察可以随意抓人而不必说明理由。

那麽，我们的海关官员可以随意拒绝外国公民入境时，我们和俄国区别何在？】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

【自由不应该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应该一套可供所有人检验的程序。

现在，程序被我们的官僚装进了箱子里！】

这篇社论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每日新闻》转载了核心段落，加了编者按：

【我们同意《曼彻斯特卫报》的观点。问题不在于谁被拒绝了，而在于拒绝的方式。】

《帕尔马尔公报》更直接：

【政府有权说不，但必须说清楚为什麽。沉默不是权力，是怯懦！】

自由派报纸开始形成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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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街10号，首相格莱斯顿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

秘书送来一迭剪报，都是今天各报的评论。

格莱斯顿快速翻看，越看脸色越沉。

他把剪报推到内政部长哈考特面前：「你的『舆论冷却』策略好像不太管用。」

哈考特额头冒汗：「这只是自由派报纸在闹。保守派媒体还是支持我们的。」

格莱斯顿抽出一份《泰晤士报》：「支持？你看看吧，通篇都在打官腔，一句硬话不敢说。这叫支持？这叫应付！」

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现在问题升级了。不再是『该不该拒绝索雷尔』，而是『英国还算不算法治国家』。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吗？」

作为内政部长的哈考特当然知道，英国赖以自豪的，就是那套「法治传统」。

议会主权丶司法独立丶程序正义——这些词写在教科书里，刻在每个英国人的脑子里。

虽然运转起来有这样那样的「潜规则」，但那不能拿上台面来说——比如暗示把《良言》踢出「邮费优惠」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