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斯顿靠在椅背上，看着他：「就这些？」

「目前能想到的就这些，首相。」

「你觉得这些够吗？够让巴黎的报纸停止嘲笑我们？够让纽约的报纸停止转载？够让女王陛下满意？」

哈考特不说话了。

格莱斯顿站起来：「我要你在一周内处理好这件事，让舆论平息，让事件过去！」

「是，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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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威廉·哈考特的办公室。

哈考特面前是内政部的常务次官埃德加·温斯洛普。

他把首相的话复述了一遍，然后问：「温斯洛普，这件事你怎麽看？」

温斯洛普沉默了几秒，才缓缓开口：「大臣，这件事的难点在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有正式文件记录。

对索雷尔先生的特别关注，对海关的指示，对《良言》杂志的压力，对苏格兰场合作项目的终止——

都是通过口头沟通和非正式的暗示完成的。」

哈考特皱起眉头：「你的意思是，我们没法追究具体责任？」

温斯洛普纠正道：「不是没法追究，是不宜追究。一旦启动正式调查，就需要调取记录丶询问相关人员。

但很多指示并没有书面记录，相关人员的理解也可能不一致，这样反而容易落下口舌，让媒体抓住把柄。

比如我们对海关说的是『必要时可拒绝入境』，但海关执勤人员可能理解为『必须阻止入境』。」

哈考特连忙追问：「所以都是海关的错？」

温斯洛普的回覆滴水不漏：「从行政责任角度，最终执行方确实负有直接责任。但更高层面的决策——

尤其是基于风险评估的预防性措施，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内政部的职权范围内是成立的。

问题出在执行层面过度解读，以及应对媒体时的处置失当。」

虽然这番话说得极其曲折，但哈考特听明白了，温斯洛普在给他铺路：

责任可以推到海关，推到现场人员，推到「理解偏差」和「处置失当」。

而内政部的决策本身是「合理且必要」的。

哈考特松弛了一点：「那现在怎麽处理？首相给了一周期限。」

温斯洛普想了想，说：「我们需要做几件事——

第一，海关总署必须提交一份正式报告，承认现场处置不当，宣布对相关人员的纪律处分。

第二，内政部可以发布一个简短声明，强调英国欢迎一切守法访客，但保留基于公共秩序拒绝入境的权利。

第三，通过非正式渠道，与主要报纸的编辑沟通，建议他们适度降低对此事的报导热度。

第四，可以安排一两位议员，在下议院提出相关问题，然后由大臣作出回应，将舆论场拉回议会框架内。」

哈考特想了半天才开口：「所以只需要处理几个海关人员，发一个不痛不痒的声明，等舆论自己冷却？」

温斯洛普点头，「有时候，最好的行动就是不行动。过度反应反而会延长事件的周期。」

哈考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按你说的办！声明你来起草。」

「是，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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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英国议会，下议院。

在一轮又一轮的质询中，无论是首相格莱斯顿，还是内政部长哈考特，都表现得滴水不漏。

所有的责任都被分散到不同的部门丶不同的执行人员头上。

每个人好像都该负责，每个人好像又都不该负责。

作为政府的最高长官，以及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长，两人的表情更是无辜至极。

仿佛一切糟糕的后果，都是下面执行不力才造成的。

议员们当然对两个老狐狸的表现不满，尤其是那些选区在东区的议员。

他们群情激愤，一再打断发言，以至于议长不得不反覆敲着锤子，嘴里喊着：「Oder！Oder！」

质询的最后阶段，自由党议员约瑟夫·劳伦斯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内政部如果认为某个作家或者某部作品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会怎麽做？直接禁止其出版吗？」

内政部长威廉·哈考特站起身，郑重地摇了摇头：「我们绝对不会禁止它发表，我们仅仅是可能不发表它。」

「这有什麽区别呢？」

「天壤之别！禁止发表是俄国那样的独裁国家采用的统治手段，我们是自由的国度，我们不可能做那种事。

我们只不过采取民主的决定不予发表。」

议员们再度哗然。约瑟夫·劳伦斯在喧嚣中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以后还能在大英帝国的报纸杂志上，看到莱昂纳尔·索雷尔的作品吗？」

（第一更，元旦快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