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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德三年，大宋灭后蜀，王全斌请乘势取滇，赵匡胤以玉斧划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以河为界，不征大理。

「宋挥玉斧」这个典故虽然在正史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却在民间流传甚广，逐渐使其成为大宋对西南国策的象徵。

虽说这只是一个传言，但要是细细想来，这其中未尝没有道理。

宋朝立国之初，北方辽人虎踞燕云，常常南下打草谷，边患深重，致使其国力丶军力不得不聚焦在北疆，实在难以分兵远赴西南这蛮荒之地。

而且，大理所处的云贵高原群山联绵丶江河纵横，更有瘴气弥漫的热带雨林阻隔，宋军以步兵为主，既不擅山地作战，粮草转运也极为艰难，百里路程便可能损耗过半，征服成本高得离谱。

而大理国虽偏安西南，却政权稳固丶武备齐整，更熟悉地形可凭险据守。

退一步说，即便大宋能侥幸攻克大理，后续治理也是难题——当地民族众多丶习俗迥异，叛服无常，需常年派驻重兵丶耗费巨额粮饷安抚管控。

还有就是，大理以山地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短期内难以给大宋带来可观赋税，统治收益远不抵长期投入。

大宋建国之初，奉行的便是「守内虚外」的国策，其核心要务是稳固内部统治丶消化新平定的后蜀等疆土，防范藩镇割据重演，对开疆拓土本就持谨慎态度。

而大理又始终对大宋保持恭顺，主动通使纳贡，双方通过茶马古道开展贸易，大宋可稳定获取急需的战马丶药材，大理则吸纳中原丝绸丶瓷器与文化，这种互利共赢的和平关系，远比耗时耗力的征服与统治更为划算。

大渡河还是天然的地理屏障，更让双方形成了自然的缓冲地带，既避免了西南边境的战乱，也让大宋得以专心应对北方核心威胁，实为理性权衡后的最优选择。

此外，当初大唐征南诏，耗空国力，终酿祸乱丶折损无数，最终埋下安史之乱的隐患，正是大宋引以为戒的前车之鉴，不愿重蹈覆辙。

所以，赵匡胤以大渡河为天然屏障，与大理划界而治，既免去西南征战之苦，亦能借茶马古道互通有无，换取边境安宁。

说句题外话，在后世看来，云南之所以必取，是基于「守江必守第聂伯河的军事定律」。即，假如我们现在定鼎华北，那麽必取山西，因为万一里面冒出一个李存勖呢？

有了山西，则必取关中，防止出来一个宇文泰。

有了关中，必取汉中，防止出来一个刘邦。

有了汉中，必取四川，防止出来一个诸葛亮。

有了四川，虽然不知道还会出来些什麽东西，但把云南取了，总是放心些。

这个逻辑在蒙古人南下时得到了印证。

但在这个时代以前，中原政权吃一块地方是要看成本的，要能种田，还不能太零碎，还要便于管理，还要有可供大军通行的交通线路，保障后勤，当地的基本盘还要有汉化的基础，不能是纯夷狄，不能已经有非常根深蒂固的本土身份认同。

这些在这个时期的云南，都够呛能有。

所以，赵匡胤才没要云南，将这些视作边角料。

——在赵匡胤以前的皇帝也多数如此。

此后小二百年间，大宋与大理无大规模战事，大理奉宋为正朔，岁岁朝贡，大宋稳得西南边地太平，得以专心应对北方威胁。

从结果上来看，如果「宋挥玉斧」是真的，虽然可以看出来赵匡胤骨子里的小家子气，但也不失为会取舍。

不过这也造成了整个宋朝的保守。

从皇帝到大臣，都在赵匡胤画的圈子里面活动，他们最大的野心也不过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州，拥有一个相对安稳的北疆，再无开拓万里疆土丶囊括四海之雄心。

朝堂之上，凡有议及拓土开疆者，无论西南大理丶南方交趾，皆会被引「宋挥玉斧」之例，以唐征南诏之祸丶西南治理之难驳斥。

久而久之，保守之风浸骨，安于现状成了大宋君臣的共识。

而北疆「燕云十六州」成了宋朝历代帝王与朝臣心中唯一的执念，所有的军力财力丶谋划筹算，皆围绕此一隅之地打转，目光所及，不出长城内外，全然忘了天下之大，尚有万里海疆丶南疆沃土可图。

于是宋朝一直都是，举国之力皆困于北境防御，岁岁养兵百万，却多为守御之师，少了开疆拓土的锐勇之气。

朝中重臣，要麽醉心于内部维稳，恪守守内虚外国策，严防藩镇再现；要麽汲汲于与辽夏议和，以岁币换太平，将苟安视为良策。

偶有主战之臣，所求也不过是收复「燕云十六州」丶固北疆，无人敢越赵匡胤划定的疆界雷池半步，更无人敢想南下收服中南半岛丶西拓西域丶南控南洋。

所谓求上得其中，求中得其下。

宋朝的历任君臣一心只求收复「燕云十六州」丶安稳北疆这一中策，到头来却连这念想都难以成真。

历史上，燕云之地迁延数代不得复，辽人未灭，金人又起，北疆烽火连年不休，岁岁输银纳绢，反倒耗空了国库，最后也是因为想要收复「燕云十六州」，赵佶联金灭辽，导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另外，因为没有开拓之心，大宋水军虽有当世最强的根基，却始终困于近海，不曾南下经略南洋，任由李朝丶占城丶高棉丶三佛齐丶蒲甘等中南半岛上的小国割据海上要道，坐收贸易之利。中南半岛沃野千里丶商贸繁盛，大宋也只能装着视而不见，白白错失一块能赚大钱的宝地。

这般保守之风代代相传，从赵匡胤开始，历代宋朝的君臣皆在画地为牢，格局愈渐狭隘，锐气尽失。